【环球时报报道 记者 刘明 张妮】编者的话：“如果我们的历史上没有孔子传道，没有屈原投江，没有杜甫诗史，没有曹侯红楼，别人凭什么要尊重你的文化？你靠什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？”茅盾文学奖得主李洱这一问，振聋发聩。在《环球时报》“新时代·新作品·新阅读”系列文化沙龙上，《环球时报》记者与李洱围绕知识分子这一话题，就中国文学的来世今生、出海之路展开讨论，深入探究短视频、人工智能（AI）技术对文学创作和想象力的影响，进一步挖掘创意写作对中文教育的重要意义。本次沙龙由环球时报社发起，联合联通爱听、国际书店、人民文学出版社共同主办。

“要同时接受东西方文化的审视”

李洱，原名李荣飞，北京作家协会主席，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。他1966年生于河南济源，著有长篇小说《花腔》《石榴树上结樱桃》等。2019年，李洱凭借作品《应物兄》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。

《应物兄》中的核心人物“应物兄”本名叫“应小五”，后被初中班主任改名“应物”，又因出版社错加了一个敬称“兄”字，最终成为“应物兄”。小说围绕济州大学儒学研究院的筹备成立和迎接儒学大师程济世“落叶归根”两件事，以“应物兄”为轴心，串联起当代知识分子群体的生活经历，描绘出一幅现代社会的时代画卷。“‘应物’是中国哲学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，跟外界打交道时，你要能够对这个世界应付自如，即所谓‘物物而不物于物’，真正做到这一点非常困难。”李洱说。

有人把《应物兄》与《围城》进行类比，认为它是“新儒林外史”。李洱对此表示：“首先，两者成书年代不同，《围城》的故事背景是战争年代，是典型的‘流浪汉小说’的写法，叙述主线集中在几个知识分子身上，他们跟那个年代的战争仿佛没有关系，只是执着名利，耽于爱情。因此真正在那个年代生活过的知识分子有理由对《围城》提出很大意见，著名学者、文艺理论家王元化先生曾经撰文痛批《围城》，称书里没有可以使人精神升华的真正的欢乐和痛苦。我认为，对于文学史而言，《围城》提供了经验和教训。”

“至于《应物兄》跟《儒林外史》的区别，后者的背景是帝国崩溃前夜，整个国家、文化、制度大厦将倾，与我们的时代截然不同。有些批评家把两者比较，也是因为作品中人物的身份有相似之处。《应物兄》当然也有讽刺，但更多属于反讽，两者有微妙的区别。”李洱表示，“在人物方面，相较而言，《应物兄》里写了‘有失败感’的人，但同时也刻画了一些有理想的知识分子。这类人在《儒林外史》和《围城》中都很少出现。”

李洱曾形容知识分子就像蜗牛的触角、猫的胡须一样，是其所处时代最有力、最敏锐的群体，他们的身上凝聚了时代各种各样的困惑和矛盾。那么，从孔子、屈原、曹雪芹等古代知识分子，到鲁迅、瞿秋白等近现代知识分子，再到当代知识分子，他们的追求、困惑、命运，有什么相同和不同？ 李洱感慨道：“如果屈原没有投江，如果中国历史上没有杜甫和孔子，别人凭什么要尊重你的文化？我们的民族凭什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？衡量一个国家的文化值不值得尊重，要看其文化系统内出现过几个重要的知识分子。这个‘看’，不仅是从自身的文化内部去看，也要站在别的文化传统的角度去看。简单地说，就是要同时接受东西方文化的审视。”

李洱举例称：“在20世纪40年代之前，曹雪芹还被认为是一个‘通俗作家’。胡适认为《红楼梦》在艺术上毫无意义。1940年之后，我们才慢慢接受《红楼梦》是一部伟大的作品，直到今天将其奉为汉语小说的巅峰之作。这是因为有人借助新的批评方法，把它与《战争与和平》《人间喜剧》《堂吉诃德》进行比较，认为它跟它们